神修小會的共融園地

由於人類無法解釋大自然之種種現象，因而將之歸於有超自然的力量在掌控一切；另一方面，也有人因種種機緣，有機會與超自然的能量有了不同形式的接觸，這些人也因此肯定超自然的力量的存在。這個超自然的力量就慢慢被演變為有位格的神或者沒有位格的”大宇宙定律”。其中，因為人喜歡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東西，因此大多數的人相信這超自然的力量是有位格的being，跟人相似：有思想、有意識、也有感情。同時，為了解釋變化萬千的宇宙景象，神就被塑造成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萬能主宰。祂同時也受到人類的愛慕、朝拜、依賴和敬畏。還有，一些人因為在上意識、下意識、或潛意識中受到某種感召，或聽到某些聲音，他們認為是受了神的啟示，而把這些訊息寫了下來，這就成了”神的啟示或訓示”。這些”神的教誨和啟示”被信者奉為圭臬。後來，有更多比較聰明，或者受到更多感召的人就以這些”神的訓示”為藍本，再加進更多”神的訓示”，並作有系統的整理，於是各種神學就逐漸成形。

同時，眾多信者也會同聚一堂，敬拜神衹。教會的發展也於焉開始。

建德兄的深思熟慮為小會會員之楷模。他如此熱心，我雖然忙，但也覺得應該至少目前簡單回應一下以報答他的努力。他很謙虛說是吹皺一池春水，其實應該說是經他一吹，小會可能會春意盎然,生機蓬勃。平心而論，作為一位中華基督神修小會的會員早就應該像他一樣認真對待自己的信仰，反思自己作為一位中華基督徒的心靈。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包括民族性，教友之陶成之模式以及歷史及當代之因素，使得許多人懶得去面對。無論如何，晚做總比不做好。建德兄的想法令我想起日本有名的天主教小說家遠藤周作。他在中國東北出生，小時候跟了母親信教,長大後一直覺得是穿了西裝的日本人，款式不合，大小也不對，一直想要修改,寫了不少小說反省，日本教會中人反省指出，東方人比較是悲苦的民族，其神學要求有母性的慈愛，與聖母較貼近。

對於教宗的保守性，可參考一書，日本人 小坂井澄 《ロ－マ法王の權力と鬪い》（東京，講談社，2002）。聖岳十二世對納粹的「軟弱」可能也有一些說不出的壓力，例如不少神職及修女在納粹之掌控中，若採取敵意，會使這些人立即陷入危險中。至於其「不可誤性」，我們相信會很謹慎使用。Garry Wills 寫了一本暢銷書 Why I am a Catholic (Houghton Mifflin Co.2002) 就寫到，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直想把聖母提升到與耶穌一同成為人類的共同救主，但他並未使用其特權宣告此為教義。各位設想,若是如此，在新教必會掀起軒然大波。當今教宗之保守當然可以批評，尤其是社會變化已很迅速,若不改絃易轍，教會會很快衰微。

我的想法有許多地方與建德兄一樣，有時可能更激烈。例如，對於神父之獨身，告解聖事之不適合現代人，更不用說很難向他人吐露隱私的中國人了，女神職之任命，避孕的規定，離婚的禁令，台灣教會對執事的保守態度，還有很多…。但是還是覺得雷公煥章神父的將中國傳統的民間信仰如關公媽祖等視為教會聖人，直接將寺廟神壇收納為天主教在地化的信仰系統等的想法無法接受。

「小會跟著大會走」這話聽來和學生時代基督生活團輔導神父一再強調的「天主為父，教會為母」頗有彷彿之處。

父使萬物生發，是活水源頭當無疑義（非信理之言而是信仰體驗），但是以教會為母的想法卻始終令我徘徊猶豫。

任何一個無形、超越的實存都必需借助有形實體的托襯方能為人所見，立足人間；教會是形器，她的功能作用在於彰顯上主之神。然而，教會由一群人組成；人本非成全之物，又兼處於時代環境的推移之中，即使有心維持「聖統」，難免力有不逮。

「救主耶穌」是我們信仰的中心，我們這些老教友滿口的「上主的救贖」和「天主的救援史」等等，一些熱心的基督教徒更是在大街上穿上寫著「我是罪人」的大牌子遊行，只差沒有五花大綁而已。可是我們有沒有想過，在其他的同胞裏，這些話是什麼意思？聼起來有沒有意義？甚至聼起來是不是很刺耳？

如果有人問我們，「上主的救贖」是什麼意思？我想我們大部分的人會回答說，我們的原祖犯了原罪，破壞了人跟天主間的關係，因此天主聖父差遣了祂的聖子耶穌來到世上，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受難，把我們從原罪當中拯救出來，讓我們重新成爲上主的子女。

這樣的説法為我們很是自然，但是如果你這樣地告訴一位非教友的親戚朋友，有多少人能夠接受？如果我們自己的父母或是配偶不能接受這樣説法，我們一般的反應是趕緊為他們求信德，希望哪一天上主會開啓他們的心靈。

安息日既過，一週的第一天， 天快亮時，瑪利亞瑪達肋納和另一個
瑪利亞來看墳墓。 忽然發生了大地震，因為上主的天使從上天降來
，上前把石頭滾開，坐在上面。（瑪28：1-2）

當全世界在十九世紀步上現代化的路程時，天主教會堅決地閉關自守、不爲所動。一直到梵二召開的半個世紀以前，密不通風的教會大門有了些小小的鬆動，開始和外間的現代世界有了小小的互動，仿若黎明前的曙光，在天邊若隱若現。

首先是教宗良十三世在1891年發表了「天主教社會訓導」通諭，一方面反駁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一方面鼓吹立法保護勞工的工作環境、薪資、以及組織工會的權利。

良十三世的另一貢獻是在1893年發表的「聖經研究」通諭，對現代聖經學的研究採取了容忍的態度，不再禁止天主教聖經學家採用或參與現代聖經學的研究，在當時的教會，這是破天荒的舉動。要清楚這件事的歷史意義和重要性，我們得對教會傳統的聖經觀和教會觀有所認識，也要對十九世紀末期，現代化運動對教會的敵視，以及教會因著現代化運動而感受到的威脅有所了解。

教會本地化是亞洲教會唯一的希望，而本地化要從每一位教友自身的生活做起。有了信仰生活化的基礎以後，我期望基督内的朋友們對基督精神裏的「東方」成分更敏感些。我總覺得本地化並不是像主教牧函裏所說的「將基督之西方面貌及服飾除掉，給祂換上東方人的面貌及服飾」就可以了。這樣的重新包裝，只限于表皮，一下子就被看穿。真正的本地化是要把基督精神裏的東方文化的成分發揚光大。

什麼是東方文化的成分？這不是我的本行，無法跟大家作有系統的介紹，只能主觀的擧一些例子。不過大家都是東方人，如果大家肯在自己的生活中用心尋找，用心領會，用心反省，我相信我們會越來越清楚，什麼是基督精神裏的東方文化成分。

首先我想到的是東方人的含蓄、謙虛、包容、溫良。相對的，西方文化就霸道得很多。唐君毅先生（註十二）是這樣說的：

這篇文章的用意在於喚醒大家的東方心靈， 幫助大家解除以前不敢碰教會傳統的心防，幫助大家放下西方教會的包袱。並非有意措詞強烈或危言聳聽。

如果你平常也想過這些問題，對我說的話，即使不完全同意，大概也多少有些熟悉。如果你平常很少想過這些問題，那麼在這篇文章裏，看到自己深愛的教會的歷史真相和現況，可能讓你多少不受用，那麼讓我們一起承擔，一起努力。

的確，我們過去對教會的「迷信」實在太多太深，深到就像重重簾幕密遮燈，讓耶穌基督的福音都失去了光芒，更遑論和中國文化融合了，也因此我覺得非先進行一番拆除的工作不可。

當我們對梵二以前的教會有了一個概括的了解以後，我們對發生在梵二大公會議的事才會更加的珍惜。

梵二大公會議在1962年10月開幕，到1965年閉幕，前後四年的秋天開全體大會（general sessions），以及許許多多的特別會議。有資格參加大會的正式成員，包括全球的主教以及重要男修會的會長，總共2904人。許多神學家和其他的學者以顧問身份列席，觀察員則包括了許多基督教會和希臘正教的領袖。

梵二大公會議也歷經了兩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1963年過世了，由保祿六世繼位。若望二十三世的貢獻在於召開梵二，真正引導梵二成功結束的則是保祿六世。

要形容梵二以前的教會。我想最貼切的是「僵化了的有機體」。我們以前常有的觀念是教會是恆古不變：教會從兩千年前耶穌創立，指定了聖伯多祿當了第一任教宗以後以後，就這麼一代代傳下來，這樣的想法是把教會當做博物館裏沒有生命的標本。

但是教會是活生生、在聖神的引導下不斷成長的有機體。用有機體來形容教會，一方面指的是教會内部各個單位的互動與平衡，一方面指的是教會與外在環境的互動與適應。以初期教會爲例，最早的教會都是地方教會，而其中最大的四個教會是耶路撒冷、安提耶基亞、亞歷山大和羅馬。當時還沒有所謂的教廷和教宗。每個教會的成員不一樣，他們的生存環境不一樣，面臨的困難和需要解決的問題也不盡相同。每個教會對信仰的認識，對環境的適應，以及每個教會的組織也都有差異。慢慢地，他們找出大家的共同點，彼此學習，互相幫助。

到了公元313年奧古斯督皇帝宣佈人民有信仰天主教的自由，自然地，位於帝國首都的羅馬教會重要性提升。但是330年羅馬皇帝遷都到君士坦丁堡後，君士坦丁堡教會又與羅馬教會相提並論。381年天主教變成羅馬帝國的國教，395年，羅馬皇帝把帝國分成東西兩帝國，分別以君士坦丁堡與羅馬為首都，兩個教會之間的競爭也隨之提高，加上希臘文化與拉丁文化的差異，終于演變成天主教與希臘正教的分裂。說了這些歷史，是要讓大家了解，教會的成長如何受到外界社會和政治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教會這個有機體如何不斷地變化，以求適應環境。

在我們許多的錯誤印象當中，有一項是我們對耶穌和教會之間的關係的了解。比方我們以爲教會是耶穌一手創設的，教會今天的制度是耶穌制定的，教會的聖事都是耶穌「直接」建立的等等，這些都是梵二以前的教會帶給我們的理解。今天的大部分聖經學家認爲這樣的理解方式是咬文嚼字，按著文字的表面去了解，不盡符合事實的真相。教會以前把一般教友當作未成年的小孩子，深怕一旦教友們知道了真相，信心會動搖。也因此教友們對初期教會的誤會是根深蒂固的。

一直到教會允許了聖經學家應用現代化的方法到聖經學的研究以後，我們對初期教會纔有了一個煥然一新的了解（註七）。在《附錄一》裏，有更多關於教會和現代化運動中間關係的討論。

因爲對聖經的新認識，大家對初期的教會也有了新的了解，最重要的例子有下列幾項：

在我的經驗裏，第二個妨礙一般教友們把本地化當作自己課業的原因，是大家認爲教義、梵二、福傳、本地化等等的議題，是神父主教們的事，跟我們在俗教友沒有太大的關係。另外，大家還有一個誤解，以爲教會的傳統是神聖不可「親」，固定不得動的。

因此在這裏我要試圖説明兩件事：第一，教會的傳統並不是一成不變，並不是從有教會的第一天，也就是聖神降臨的那一天，就擺平了放在那裏，從來沒有變過。第二，教會傳統的持續發展，是所有的教友，包括我們在俗教友，修道人，以及神父主教們共同的責任。

這樣的説法並不是我標新立異，自己製造出來的。梵二的《天主的啓示教義憲章》第八節裏這麼說：

在我的記憶裏，以前在會裏討論到本地化的議題，通常的反應都是：「我們又不是學文史哲學的，這樣理論的東西，跟我有什麼相干？」

真的是這樣嗎？信仰本地化真的是理論的東西？是學術性的研究？絕對不是的！

遠藤周作形容我們的信仰，就像是西裝穿在東方人身上（註四）。或許我們這一套西裝穿久了，不只習慣了，恐怕還覺得貼身得很，一直等到要向教外人介紹基督的福音時，才覺察到自己原來穿著西裝的事實。的確，我們這些東方基督徒，信仰的絕大部分，不都是歐洲希臘拉丁文化的產物？

神修小會的總會主席瑞雲常說：「小會跟著大會走！」這是很貼切的描述，神修「小會」成立的年代正是「大會」——梵二大公會議結束的年代，教會裏充滿了更新的氣息。小會走在潮流的先端，一開始就注重教會本地化的議題。那時，朱勵德神父寫過一篇文章叫《基督的訴述》（註一），裏頭有這樣的話：

「我的教會經過四百年的傳播，還是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
還是沒有深入中國人民心中，以及中國社會風俗習慣中。」

《吹皺一池春水》系列的文章初稿，是我去年底開始構思，今年二月中把第一篇用電函郵寄給小會的朋友們。不久岳父過世，瑞蘭和我到洛杉磯奔喪，葬禮之後的主日下午，艾艾約了小會的朋友到她家裏小聚。三時不到，蔚虹開了車來接，車上還有長安，徐丹夫婦，以及曉雲的弟媳婦康華驊。艾艾的居所在洛杉磯郊區山上，下了405 州際公路，彎彎繞繞了數十分鐘，終於在一座幽靜的住宅前停下，艾艾早已等候多時。可惜武郎兄到台灣去了，沒見到面。

艾艾的新居佈置典雅，真是可以放到建築雜誌裏。我們又參觀了後院裏武郎兄的菜園，蔚虹看到園裏的紅辣椒，欣喜地採滿了一小籮筐，大家才盡興地還囘屋裏。這時住在附近的思羽也趕到了。不久安娜來了電話，說可惜有事不能前來。康明銘義夫婦也是因爲康明兄必須以執事身份輔禮一台下午彌撒，不克前來。

艾艾很快地準備了一桌佳肴，飯飽之餘，大家開始談起小會的種種。長安分享了泰澤祈禱，並且建議用泰澤來凝聚小會的會員，也可以吸收年輕一代的新會員。艾艾說山羊當年介紹她參加小會的時候，主要的是希望每個會員在生活裏求成全。她問我在《吹皺一池春水》文章裏提到的「梵蒂岡在梵二決議的執行上開倒車」這件事，跟我們普通教友的關係在那裏？我當時說，我們現在傳揚是位穿西裝的基督；梵二的開放精神讓我們有機會把基督的福音用東方的方式介紹給東方人，也就是所謂的本地化。一旦教會開倒車，要脫掉基督身上的西裝，恐怕又要耽擱不知道多少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