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過羅馬的四個男孩（前篇～武士的兒子）
許書寧
刊登於8月號《宇宙光雜誌》上的專欄作品
1582年（天正10年）2月20日，長崎港。
再沒有比那日更適於揚帆萬里的好天氣了。陽光普照，群鷗亂舞；二月的空氣固然冰冷，東北風卻不怎麼刺骨。岸邊滿是面色凝重的送行人，其中一名婦人按捺不住內心的憂傷，哭倒在地：「兒子，我的兒子…啊，千千石家的最後血脈啊……」一位身穿黑衣、眼神溫和的外國傳教士走上前去，柔聲撫慰：「夫人，請放心。就算賠上我的性命，也會將令郎平安送回您的身邊。」
海上停泊著一艘巨大的三桅帆船，梯形白帆上繡著鮮紅的十字標幟，隨風鼓動宛如心跳。船尾的甲板上，站著四個稚氣未脫的男孩，雙頰紅潤，眼中帶著些許不安。他們年輕的瞳孔尚映著故鄉的山河，內心卻早已飛往大海的彼端。
這四個孩子，是史上第一批被派往羅馬見教宗的日本人。往返歐洲的旅程長達8年半，在基督信仰史與日本史上皆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後人稱他們為「天正遣歐少年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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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之津港邊的范禮安雕像
主曆1549年，東洋使徒方濟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乘著大航海時代的怒濤而至，在日本撒下福音的種子。
30年後，日本基督徒總數高達15萬人，大多聚集於九州地區，且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增加。耶穌會遂命范禮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為遠東觀察員，前往日本視察。1579年夏天，范禮安由長崎南端的「口之津港」上陸，開始周遊四方，觀察各地的福傳成果。
在那之前，范禮安如同絕大多數的歐洲人，對於日本的認識只能單向憑藉傳教士寄回羅馬的報告書。那些書信多半報喜不報憂：「在日傳教成果豐盛，人們棄絕原有的佛教信仰，爭先恐後地受洗入教」「九州某處領主受洗後，領內已全是基督徒了」…等。因此，范禮安起初懷著極大的期待，渴望目睹這個新興的遠東基督王國之盛況；誰知道，現狀卻讓他大失所望。他在寫給羅馬總會長的信中提及：
「論至以往聽聞的與親身所見的，二者之間的落差，判若黑白。」
范禮安發現，日本的受洗人數雖多，教會現狀卻岌岌可危。首先，耶穌會士本身就分裂為兩個派系。
人數較少的「適應主義派」認為，福傳工作應重視本位化，順應當地的風土人情而隨機應變。另一方面，包括當時日本最高責任管區長在內的「原則主義派」卻主張堅守傳統，以不變應萬變，試圖將歐洲的福傳模式原封不動地套用於新世界。事實上，「原則主義」也是當時的主流思想；葡西兩大海上霸權瓜分世界，在印度美洲等殖民地所做的，其實就是諸如此類的「原封不動」模式。他們無視於當地本有的歷史文化，只圖打造「另一個歐洲」。如此強硬的思想，卻在日本受到嚴重的挫折。
范禮安目睹教會內部的不和諧，深感痛心。許多傳教士赴日十多年，卻連最基本的日文都講不好。他們自己不肯學，竟也不允許日本人學習拉丁文或葡語。人種偏見蒙了他們的心與眼，認為日本人「不配」認識神學或領受聖職，只需領洗成為基督徒、乖乖聽話就好；至於領導群羊的司牧，自有從歐洲派遣的傳教士擔任。如此思想在傳教士與日本民眾之間，形成了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
口之津港邊的范禮安雕像（局部）（書上經文引用自《宗徒大事錄》九15）
於是，范禮安召集全國耶穌會士，在口之津舉行會議，具體討論今後的福傳方針。會議的結果有二：「徹底執行平信徒的信仰教育」與「積極培育日籍司鐸」。基於後者，日本各地成立了多所教導基礎神學的教育機構「小修院」（seminário）與高等學府「大修院」（collegio）。
位於今日長崎島原半島的「有馬小修院」，第一期招收了22名學生，年齡約在12～18歲之間。孩子們穿著青色木棉裁製的樸素和服，在師長帶領下規律學習，如飢似渴地吸收來自歐洲的新知。他們日夜遵循的「作息表」，就算放在四百多年後的今天，依然令人嘆為觀止：
4:00~ 5:00 起床、祈禱
5:00~ 6:00 彌撒、清掃
6:00~ 7:30 自習
7:30~ 9:00 檢查功課、個別指導
9:00~11:00 用餐、休息
11:00~14:00 日文（古典文學、習字、寫作等）
14:00~15:00 音樂（葛麗果聖樂、西洋樂器等）
15:00~16:30 拉丁文（一般授課、作文、朗讀等）
16:30~19:00 用餐、休息
19:00~20:00 拉丁文（複習）
20:00~ 省察、祈禱、就寢
學校採取歐洲曆法，每周七天，每日用餐兩次。週六上午複習、下午除了一堂日文課外是自由時間。至於主日，彌撒以外的時間主要用來休養。此外，師長們也會不定期安排遠足、海水浴、球賽、戲劇、表演…等課外活動。
立於有馬小修院遺址上的紀念碑
信仰教育漸上軌道後，范禮安為了縮短歐洲與日本之間的隔閡，著手進行下一步計畫：派遣使節前往羅馬謁見教宗。這個構想的目的在於聯繫「地方」與「普世」教會、告知日本教會的存在、進一步取得來自歐洲的經濟援助。另一方面，這趟旅程也能讓日本人親身體驗歐洲基督王國，歸國後成為連接兩地的橋樑，擔負起未來的日本教會。基於上述理由，使節必須健康，才經得起漫長的旅程；必須年輕，才能柔軟接受並不帶成見地記錄旅途見聞；也必須出身高貴，才足以代表九州三大基督徒領主。
四名就讀於「有馬小修院」的男孩雀屏中選：
正使：伊東．滿所（Ito Mancio），13歲，代表豐後領主，是其遠親。
正使：千千石．彌格爾（Chigiva Miguel），13歲，代表有馬與大村領主，是兩家的近親。
副使：原．馬爾定（Hara Martinao），12歲，大村家臣之子。
副使：中浦．猶里安（Nacaura Julian），14歲，大村家臣之子。
四人皆為武士之子。其中，伊東、千千石和中浦早年喪父，與寡母相依為命。因此，母愛的牽絆竟成了范禮安計畫的最大阻礙。尤其是千千石的母親，以哀哭、悲嘆、恐嚇、孝道等理由，千方百計地企圖阻攔獨生子出海。畢竟，當時的航海充滿危險與未知數，擔憂乃人之常情。只不過，母親的眼淚卻澆不熄兒子胸中的熱火。千千石在日記中寫道：
「種種不安與親情壓力，都在范禮安神父對我們的愛與信賴中煙消雲散。實在，神父愛我們遠超過血緣上的父親。因此，就算他要赴湯蹈火，我們也打從心底喜歡跟隨。」
1582年2月20日，孩子們搭乘的三桅帆船排除萬難，揚帆出海。使節團成員除了領隊范禮安與四個男孩外，還包括輔理修士麥基達（Diogo de Mesquita）、擔任翻譯的日本青年羅耀拉、以及數位耶穌會士與日籍隨從。他們將一路南行，依序停靠澳門、麻六甲、果阿…等地，再繞行非洲大陸，經過好望角後北上直至葡萄牙里斯本。
伊東等人第一次出海，又身負重任，不免意氣昂揚。誰知道，出發後隨即遇上大考驗：「暈船」。
隨著航程，出發時還算溫和的北風逐漸增強，到了第五天，千噸重的大型帆船已像一葉無助的扁舟，任憑狂風巨浪甩盪搓揉。孩子們從未有過如此劇烈的經驗，頭重腳輕、暈眩噁心，反胃到不僅毫無食慾，甚至連五臟六腑都要給嘔了出來。他們害怕得無所適從，以為會就那樣死在船上。幸虧，風浪在兩三天後逐漸平靜。3月9日，當帆船平安抵達第一站澳門時，他們已經通過暈船的考驗，習慣航海並重拾起初的快活了。
澳門（Macao）位於中國南方的珠江口，當時屬葡萄牙王國管轄，是連繫歐亞經貿的重要港岸，也是耶穌會士進行東亞福傳使命的主要立足點。使節團受到總督與耶穌會士的熱烈歡迎，在澳門停留了將近10個月，等待風季轉換。在那期間，麥基達修士晉鐸成為神父；孩子們則努力學習葡、西、拉丁文，也抽空在教堂練習彈奏管風琴、曼陀林、大鍵琴等西洋樂器。此外，他們也接到來自故鄉的驚人消息：明智光秀在京都本能寺舉兵叛變，一代梟雄織田信長殞落…
1582年12月31日，海面再度吹起北風，是動身的時候了。
使節團的帆船一路南行，經過新加坡海峽時，孩子們有了一場極新鮮的體驗。 他們看見獵魚維生的海上人家，住在以椰子樹葉勉強蓋頂的破舊小舟內。那些人五官深邃、皮膚黝黑，幾乎衣不蔽體卻怡然自得，看來無憂無慮。如此和平景象一舉顛覆了他們原有的價值觀。在那之前，這四個武士的兒子在國內唯一見過的黑皮膚人種，只有葡萄牙人從南洋帶入的奴隸。狹隘的經驗造就了扭曲的既有印象，及至開了眼界才知不然。他們真誠地反省，並在日記裡赤裸裸記錄下當時的衝擊：
「從前，我以為皮膚白皙的人生來高貴，膚色黯淡的人則卑賤且本該為奴。現在，我知道自己錯了。人的膚色之所以不同，是為了順應當地的風土性質。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土地、各式各樣的氣候，因此造就了各式各樣的膚色。膚色與身分並沒有關係。以外表判斷他人、或將本國習慣硬套在別人身上，藉以評斷是非，真是大錯特錯。」
大海，是一所無邊無際的學校。
就這樣，四個正值青春期、凡事好奇、觀察力敏銳的男孩，在這所廣大的「海上大學」開始了探索世界的旅程。
三桅帆船乘風破浪，將一行人載至印度果阿。
在那裡，范禮安意外接獲耶穌會總會長的來信，命他留在當地接任印度管區長的重大職務。這個突然的人事命令完全打亂了范禮安的原訂計畫，他將無法實踐對千千石夫人的許諾：「就算賠上我的性命，也會將令郎平安送回您的身邊」。不僅如此，接下來的茫茫旅程中，四個男孩們也將失去「遠超過血緣父親」的慈父……
（待續）
(范禮安與少年使節(口之津港的浮雕紀念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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