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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寫《沉默之後》

許書寧

前不久，在臺北參加了一場讀書會，聆聽與會者分享遠藤周作小說《沉默》的讀後心得。

我以為，若將閱讀經驗比喻為投石入水，《沉默》這部書絕非無足輕重的小石子。它嘩然入水，激起滔天巨浪，將讀者一舉淹沒於洶湧的擺盪中，久久難以平息。

在那場精彩的讀書會中，我聽見來自不同領域與背景的聲音，對於《沉默》的第一印象多半是不解、震撼與難受。有人好奇書中人事是否純屬創作，有人渴望知道他們在歷史中的真實「下場」；有人難以原諒棄教者立下「壞榜樣」，也有人同情背叛者的軟弱，坦承若換成自己，難保不作出相同甚至更難堪的抉擇……他們的聲音讓我憶起自己的閱讀經驗。第一次接觸遠藤周作的作品時，我也萌生了無數的疑問與反感，甚至感覺「被傷害」。

九年前，我初讀《沉默》。

當時甫領洗不久，對於信仰的認識僅止於膚淺的表層，尚缺乏真實的生活體驗。因此，讀完書後深感芒刺在背。因為，《沉默》的主角是棄教司鐸，書中赤裸裸描述的「軟弱」與「背叛」主題，與我一廂情願想像的「宗教感」格格不入。因此，長久以來《沉默》被我束之高閣；直到後來，我逐漸累積實際的生活體驗，重讀《沉默》才開始有了截然不同的領悟與感受。

後來得知，許多人對《沉默》的第一印象均不佳。事實上，遠藤周作於1966年初次發表此書時，也曾經引發軒然大波。其中，反應最激烈的竟是與他同為一家的天主教會。不少人認為《沉默》鼓吹棄教思想，視之為「禁書」；也曾有神父在彌撒中對遠藤周作破口大罵，場面難堪。那樣的誤解雖然隨著時間淡化，卻一直沒有消失。遠藤周作晚年時，曾經對摯友吐露心聲：

「我畢生宣講耶穌，盡己所能奉獻於天主教會。可是，卻一直無法獲得教會的理解，實在寂寞。」

正如作家所言，他畢生致力於宣講耶穌。

遠藤周作，主曆1923年3月27日誕生於東京，是遠藤家的次子。3歲時隨著父親的職務調動，舉家遷居滿州大連。10歲時父母離異，父親再婚，母親則帶著兩個兒子回到日本，投靠兵庫縣西宮市的天主教徒姊姊家。後來，母子三人遷居至夙川天主堂附近，先後領了洗。

對於遠藤周作而言，十二12歲時接受的洗禮並非本人所願，卻好似一件「被母親硬生生套上身、極不合身的衣服」。隨著年齡增長，他開始對信仰產生懷疑與憎惡感，多次想要擺脫那個被架上身的重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藤周作以戰後第一批留學生身份出國，隻身前往法國里昂。在那個沒有邦交、沒有大使館、沒有同胞的陌生國度，身為一個戰敗國國民的他飽受歧視，備感孤獨。法國雖然是天主教國家，卻無法讓遠藤周作感到心安，反而更讓他強烈意識到自己的「外邦人」身分。格格不入的疏離感催迫著青年周作思索信仰，正視被母親硬套上身的那件「衣服」。就在那個時期，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該如何經由自己的手，將母親強迫我穿上的西服，修改成合乎我這個日本人體型的和服。」

由里昂回國後，遠藤周作全心灌注於寫作，藉著精鍊的文字，將自己苦澀的生命經驗、對信仰的掙扎與體悟、以及剛萌芽的人生使命，一點一滴地編織進作品中。他的著作極多，領域廣泛。其中，《沉默》堪稱集其前半生大成的代表作。

《沉默》所探討的，不僅是基督信仰於西歐與東洋文化中呈現的樣貌差異，也圍繞著「背叛」這個從古至今不斷反覆於人類史上的悲傷課題。

其實，就某種層面而言，日本的信仰史堪稱「背叛者」的歷史。長達兩百五十年的禁教鎖國期間，許多基督徒表面上棄教，年年奉命踐踏刻有十字苦像的踏繪，卻暗中舉家或舉村傳承信仰；以致迫害時期結束後，法國傳教士在長崎的百姓中重新尋獲基督徒，消息震驚世界。另一方面，作家遠藤周作的人生中，也經歷過不少苦澀的「背叛」。他背叛的對象，有時是家中飼養的小黑狗，有時是幼時要好的滿洲人僕役，有時甚至是摯愛的母親。事實上，正由於背叛母親的經驗太過難忍，青年時期的遠藤周作固然多次想要擺脫「不合身的衣服」，卻都由於對母親的愛戀，以及不想再度「背叛」母親的心，而能繼續停留於信仰中。

遠藤周作在《沉默》中，巧妙置入了兩個福音中的「背叛者」。其一是出賣耶穌的猶達斯，另一則是三度否認老師的伯多祿。當故事中的洛特里哥神父伸腳踩上踏繪時，作家寫道「天亮了，遠方傳來雞叫聲」。藉著這樣的描寫，他或許願意邀請讀者憶起兩千年前的耶路撒冷，進而回到各自的時代背景中，省思這些「背叛」的歷史事件與讀者自身的關係。

可惜的是，遠藤周作後來也發現，自己暗藏於作品中的伏筆顯然成效不彰。他曾在散文〈外邦人的苦惱〉中透露，因著讀者文化背景的不同，使他在寫作技巧上遇著很大的瓶頸。舉法國近代著名的天主教作家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為例：由於法國讀者本身已有普遍的信仰共識，莫里亞克只需輕描淡寫地提及「在葡萄園中緩緩落下的夕照」，大部分讀者馬上會聯想起宗教畫家盧奧（Georges Rouault）筆下的夕陽，或因「葡萄園」一詞的觸動而憶起「葡萄」在聖經中象徵的宗教意涵。相對之下，就算遠藤周作鄭重提及「那時，雞叫了」；沒有聖經背景的日本讀者卻只會視之為自然景色的描寫，難以真正體會作者的用意。可是，若在文中明言「耶穌」或「基督」等字眼，又可能讓讀者產生更大的疏離感，甚至因此闔上書本，不願再讀。

遠藤周作將自己定位為「天主教作家」，其人生使命則是透過文字宣揚福音。然而，大環境的認知差異卻令他束手無策，極感無奈。

兩年前，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來臺灣拍攝電影「沉默」，曾經引發極大的社會關注與議題。當時，《天主教周報》副刊主編邀請於拍片期間擔任男主角顧問、教導他「如何做彌撒」的丁松筠神父撰文介紹，也順帶邀我「寫點東西」。我欣然從命，一方面是出於對遠藤周作之作品的喜愛，另一方面也帶著點「私心」。因為，我希望能夠藉由自己的介紹，稍微減輕《沉默》與中文讀者之間的「認知落差」。正如遠藤周作畢生致力於把「不合身的西服」改成「符合日本人體型的和服」；我也渴望盡力縮減文化史地差異帶來的距離感。

因此，我寫了《沉默之後》【註】。
企盼此書或許能成為廣大華人讀者一條接近小說《沉默》的道路。

轉載自12/4/2016天主教周報

【註】許書寧，《沉默之後》，台北星火文化，2016年11月2日出版。
許書寧的部落格網址：https://shuninghsu.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