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天主教會面臨的當代挑戰》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for Global Catholicism
Father Thomas P. Rausch S.J. （托馬斯•勞斯神父）
1 導語
梵二大公會議是西方天主教會向世界開放的轉折點，耶穌會士卡爾•拉內(Karl Rahner)神父是最早對此予以肯定的人士之一。他評論說：“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是教會明確展示其普世性的首次官方大事”[1]。其實，第一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業已邀請了西方國家以外的主教，但與會者實際上大多是來自歐洲和北美的傳教區主教。參加梵二大公會議的主教們來自116個國家，他們大部分是當地人，其中36%來自歐洲，23%來自拉丁美洲，12%來自北美洲，20%來自亞洲和大洋洲，10%來自非洲。在1985年於羅馬舉行的特別主教會議上，來自歐洲或北美以外的國家的主教高達與會者總數的74%，與這些地區的信友在世界天主教徒總數中所占的比例（超過70%）成正比。
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機構，天主教會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普世教會[2]，她擁有13億教友，佔全球25億基督徒總數的半數以上。這些巨額數字及其國際性組織使她成為一個跨國行為者。根據最新估計，基督徒中的新教徒比例約為37%，各種東正教會的比例為12%。其他非傳統性團體的信奉者，包括基督教科學會、摩門教、耶和華見證人，共約佔1%。另外，五旬節派、靈恩派和復興派團體正在迅速發展，它們當前擁有的成員已超過6.82億[3]。
2 人口變化
世界基督宗教的現狀仍處於持續變化中。歐洲和北美的主要教會成員數量繼續減少，其中尤為顯著的是天主教會的流失。在擁有約4.25億天主教徒的拉丁美洲，福音派和五旬節派基督宗教的發展使天主教會失去了數千萬信友。如今，五旬節派在所有拉丁美洲新教徒中所佔的比例約為70%，其敬拜以超自然力量、情感以及為病人治癒的祈禱為基本元素，經常宣揚“財富的福音”，它源於美國的五旬節派，亦稱健康和財富的福音[4]。事實證明，多種形式的五旬節教派對拉丁美洲的窮人具有極大魅力。五旬節派教徒是影響力極強的佈道者，他們熱衷於傳播信仰，強調靈恩和對上帝的主觀體驗。這些在西方神學中都是早已被忽視的因素。
在美國，天主教徒的比例已從23%下降到20%，其中以東北部的下滑幅度居高[5]，流失最大的年齡段是低齡成年人。在後千禧一代中，無宗教信仰的人數高達36%，這些18至24歲的年輕人，因他們對自己所屬的宗教信仰持有負面的看法，因此被冠以“No世代”之名。
在1910年，歐洲的天主教徒佔世界總數的65%，而如今這個數字已下降為24% [6]。造成這種大幅度縮減的原因除了低生育率之外，還因為大多數基督徒是老年人，以及越來越多的人背棄基督宗教。參加彌撒的人數日益減少，但這種下降的趨勢不僅限於天主教範圍。據斯蒂芬•布利文特（Stephen Bullivant）的一項調查發現，在22個歐洲國家中，不認同某個特定宗教或教派的年輕成年人數在12個國家中逾半。
雖然基督宗教正在西方國家日益衰退，卻同時在被慣稱為“南半球”的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呈現蓬勃發展的趨勢。根據皮尤研究論壇的調查，歐洲和北美的基督徒人數約達8.6億（39%），而分佈於南半球的基督徒則已超過13億（61%）[7]。
基督宗教在非洲的飆升尤其不容忽視：從1900年到今天，基督徒人數已從900萬增長到約3.8億。根據托德•約翰遜（Todd Johnson）及其合作者的預測，“至2050年，非洲的基督徒人數（12.5億）將可能超過拉丁美洲（7.05億）和歐洲（4.9億）的總和” [8]。也就是說，歐洲將失去以往在基督徒數量上遙遙領先的地位。
基督宗教在亞洲的遞增尤其表現於福音派和五旬節派的信仰：自1970年以來，上述兩個教派的亞洲信徒已從1700萬倍增到2億，它們在新加坡、韓國和菲律賓擁有的大規模教堂可容納數萬人。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佛教徒和儒教徒中加入基督宗教的人數正在增加。這些教會中的許多人宣揚財富的福音。在中國，儘管現在的政府力圖幹預，但基督宗教仍處於持續發展狀態。據估計，中國天主教徒總數達1000萬至1200萬，呈緩慢增長趨勢；福音派和五旬節派的基督徒人數可達4000萬到6000萬，有些估測甚至高達1億。
3 挑戰
儘管梵二大公會議為改革和振興教會做出了很大貢獻，當今的教會仍面臨著眾多的挑戰。除了教會成員人數的減少，神職人員對未成年人的性侵危害尤其嚴重，堪稱教會自宗教大改革時期以來所面臨的最嚴重危機。這個起初被羅馬的某些人誤認為僅限於美國的麻煩，現在已成為一個世界性問題[9]。
另一個挑戰是神職人員的短缺。隨著年長的司鐸逐漸進入退休年齡，新的聖職人員數量不足，無法填補由此造成的空缺。在歐洲，許多堂區被迫關閉或被合併為牧靈中心。另外一些國家則越來越依賴外籍神職人員。
此外，文化多樣性和宗教多元化也是一個明顯的挑戰。作為一個全球性團體，天主教會既要面對所在國家日益增長的世俗化程度，又要正視與其他宗教的關係，克服可能存在的敵視態度。比如，在拉丁美洲，天主教努力與蓬勃發展的五旬節教會改善關係，但這種努力似乎收效甚微；與此同時，在中國、印度和一些伊斯蘭國家，天主教會則需面對政府的敵視態度、政治壓力、對宗教自由的限制以至迫害等問題。在許多國家，對教會團結形成威脅的另一個原因是內部的派系分裂。最後，在經歷了大流行病期間的強制性關閉之後，教會將必須在未來一個階段內面對隨之而來的宗教實踐的變化。
教宗方濟各自就任以來一直不懈於推動革新，帶領教會積極涉足於一個需要福音的世界，擺脫“自我指涉”的局限和束縛。教宗心目中的傳教士和門徒能夠與“現代性神話”（包括“個人主義、無止境的進步、競爭、消費主義和不受管控的市場” [10]）抗衡，並把好消息傳遍邊緣地區，帶給所有被排斥的人：窮人、移民和受苦的人。教宗的希冀是一個求同存異、搭建橋樑的教會。那麼，這樣的教會應具有哪些特點呢？
4 一個展望未來的教會
約翰•艾倫（John Allen）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關於未來教會的著作。鑑於基督徒的主要分佈已從以往所在的歐洲和北美地區移向南半球，他預言將來的天主教將發生巨大變化：首先，它將失去以往所具有的西方、白人和富人的固有特徵，信友會在性問題上更加保守，在社會正義問題上更加進取；它將是一個反戰、支持聯合國、質疑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教會；在處理文化問題時，它將更加以聖經和福音為基準；在宗教多元化境況中，它將更注重持守天主教的本質。總之，未來的教會將會更加年輕、樂觀，並對本土性宗教活動更加開放[11]。
教宗方濟各正在努力推動教會與時共進的改革，尤其是針對以上描述的各項挑戰，我們可以在哪些方面加以補充？
5 一個多中心的教會
未來的教會將是一個多中心的教會，它將不再以歐洲為中心。方濟各呼籲更多地承認國家和地區主教會議的權力，並敦促整個教會共同參與，而不是被聖統制所禁錮。他強調“眾議精神”及其“同道攜行”的內涵，抵制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的誘惑[12]。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眾議精神將為促進神學、禮儀和牧靈實踐的多樣性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這個進程已進入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教會信仰本土化的工作範疇。
五旬節教派在拉丁美洲的禮儀和教理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非洲神學家正在努力發展一種真正的當地神學，其中婦女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宗教多元化和基督徒人數稀少的背景下，亞洲教會（特別是印度教會）竭力把耶穌作為天主聖言和救主來介紹。新的權力中心可能會在未來產生，它們將以國家或地區主教團為基礎，其模式將與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天主教主教團（USCCB）或亞洲主教團協會（FABC）相似。一旦教宗方濟各能夠實現其願景，這種過程將隨著更具眾議精神的教會順理成章地向前推進。
6 一個更具包容性治理的教會
一個分散的、多中心的教會將以更具包容性的治理為特徵，這將使南半球的教會獲得更多發言權，提出對當地教會生活和使命至關重要的問題。與此同時，他們更頻繁地討論新的問題，並善用了現代通信和社交媒體同步性的進行。許多天主教徒付出努力，以更加包容的態度接受與自己相異的群體。
目前，天主教主教總數約為5,600名，鑑於這種情況，新大公會議的召開可能會遇到極大的相關後勤困難，因此，主教會議將在未來階段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此，其結構將必須有所改善，比如將擴大僅限於神職人員範疇的投票權[13]。另外，對於參加主教會議語言小組的男女平信徒，也仍存在以其他方式有效參與的發展空間。
與以前的主教會議相比，2014-15年的兩次婚姻與家庭會議以及2019年10月的亞馬遜會議大有不同。這些會議別具一格地安排了對有爭議的問題的自由討論，這在梵二之後還是首次發生。另外，法國主教們在2019年11月舉行了全體大會的擴大會議，他們開展的“眾議精神實踐”活動允許每位主教在兩位信友（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神職人員或是平信徒）的陪同下與會，共同思考教區的未來使命。與此同時，同樣的眾議進程也在德國得以發展。
同樣，男女平信徒也可以在梵蒂岡各部門中起到好的表率作用，並在選擇主教的決策中享有發言權。目前的製度並不總是能成功地代表教會內所有的聲音。由地方教區提名並經教宗行使最後決定權的製度將有助於同時滿足地方參與和教宗監督的需求。
7 一個走向邊緣地區的教會
教宗方濟各敦促天主教徒和所有的基督徒“動身離開自己的舒適區，好能接觸需要福音之光的一切「邊緣」人士”（《福音的喜樂》[EG]，20）。他將關注的目光投向窮人、弱勢群體和移民。只有在接受本土化的前提下，教會才能有成效地向社會中的不同文化宣講福音（參見EG 68；116-128）。在這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的是教宗方濟各對來自非傳統教區的樞機主教的任命，另外，他還將地區主教會議的聲音納入宗座牧函中，堅持不懈地強調眾議精神。
汎亞馬遜地區的主教會議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亞馬遜地區包括玻利維亞、巴西、哥倫比亞、厄瓜多爾、法屬圭亞那、圭亞那、秘魯、委內瑞拉和蘇里南等國的全部或部分領土，涉及總人口共計約3400萬人，其中包括300萬原住民。這個被稱為“地球之肺”的地區正在受到嚴重的火災威脅，綿延數千公里的雨林面臨著被摧毀的危險。這裡的火災大多由蓄意縱火引起，其目的是為農業和畜牧業開發可用地。另外，危及居民健康的還有殺蟲劑的使用，河流、湖泊和水渠的污染以及非法採礦。另外，一些其他值得注意的社會問題還包括：原住民的疏散，難民和移民問題的刑事化，性交易引發的人口販賣（特別是女性受害者），以及酒精和毒品消費的增長。
此次主教會議的宗旨是尋求一個“具有亞馬遜特徵的教會”，採用更具參與性、團體精神的眾議管理形式，正如習安東（Antonio Spadaro）神父所言，其特點是以新的結構促進更強的共融，協助教會面對各種現實情況[14]。經過多次會議上的聆聽，主教會議的最終文件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其中對已婚神父，即“已婚並證明有德行的男性”（viri probati）或被證明有德行的長老的投票是128票贊成，41票反對；對女執事的投票是137票贊成，30票反對。文件中涉及採用亞馬遜地區特別儀式的建議遭到了一些投票者的反對[15]，為此，有人向教宗呈交了書面建議，要求有關的深入研究和討論。
這次主教會議也引起了強烈的反對。一位德國樞機主教將其工作文件稱為“異端”，並指責起草者試圖將教會變成一個世俗的非政府組織。一位美國樞機主教稱這次會議是對基督的主宰地位的直接攻擊。另外一些猛烈抨擊來自某些右翼團體，它們成立於60年代，是抵禦“共產主義”在社會和教會中的影響作用的堡壘。還有人指責說，主教會議中出現的“本土主義神學” 實際上是“在生態學面具之下進行的基督宗教信仰的激進化”[16]。
教宗方濟各尤為關注的是當今仍被遺棄於邊緣地區的數百萬移民和難民。如今，人口遷移遍及世界各地，涉及眾多逃離暴力和沖突、宗教迫害、極度貧困或氣候變化的家庭（參見LS25）。根據2019年的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報告，全球逃離家園人口已達7080萬，創下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17]。這個數字包括聚集在美國南部邊境的移民在內，在特朗普政府下，他們中的許多成年父母被迫與其子女分離。
8 平信徒與教會管理
梵二大公會議開啟了鼓勵平信徒積極參與基督的司祭職和履行教會使命的先河，這種嶄新的神學觀點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成果，掀起了平信徒積極參與教會使命的浪潮。目前，在地方團體和教區的職務崗位發揮作用的平信徒越來越多，其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尤為顯著。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平信徒長期以來一直在當地團體的教理培育和牧職中充當著領導角色。在非洲，當地團體通常會承擔教理講授員的生活費用，或是以酬金支付，或是向他們提供食宿和摩托車一類的交通工具。此外，如今的非洲也擁有新一代的神學家和教會專業人員，他們男女不一，有司鐸也有修女，其中大部分都在歐洲或美國接受培訓。
在歐洲和拉丁美洲，包括女性在內的平信徒可以在缺少神職人員的情況下主持葬禮、聖道禮儀，並在祈禱小組中講道。在美國的一些教會中，“平信徒堂區管理員”可以在聖事以外的所有方面行使牧職。
9 更新的聖職
司鐸的短缺在世界許多地方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2017年，全球神職人員總數減少，出現了自2010年以來從未發生過的情況。在巴西北部的一個教區，70%的團體每年僅能受到司鐸一兩次的探訪，這種情況使洗禮成為最基本的聖事。
神學院系統雖已經歷過重大改革，但仍需繼續更新。將神學生安排於男性半隱修式結構中接受培訓無異於“封閉式培育”模式，無法幫助他們去面對今日世界的挑戰[18]。與平信徒牧職人員相比，許多神學生對家庭生活以及工作關系中的挑戰缺乏認識。對此，性侵引起的危機揭示了情感和性心理的成熟以及神職主義等關鍵問題。如今，領受聖秩後“本體轉變”的神學不僅難以理解，而且可能助長神職人員中的精英主義。準備傳教職務的修士應該參加男女混合班，他們的老師和培育者，無論男女，都應該在批準他們的領聖秩問題上有發言權[19]。
關於聖事紀律，教會實際上在實踐中具有很多超出規定以外的靈活性。那麽，既然許多執事在醫院開展出色的牧靈事工，為什麽我們不能重新斟酌執事為病人舉行聖事和與之相關的罪的赦免的問題？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問題尚待討論，普世教會需充分利用自身的神學和牧靈資源，努力評估有關的“信徒的意識”（sensus fidelium）。
10 逝去的特權一去不返
今天的教會已不再享有任何機構賦予的特權，她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尤其受到性侵危機和日漸增長的世俗化的深遠影響。許多西方國家的世俗文化甚至向天主教發出挑戰，質疑教會關於生命、性和家庭的傳統性訓導。
在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智利、印度、愛爾蘭和美國，民事當局已經開始對當地教會進行調查，要求查閱教區秘書處的檔案記錄。在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國，天主教徒所處的環境也存在著一定的張力。
11 與文化對話
教會若想在今天發出自己的聲音，就必須學習一種新的教導方式，我們不能停留於對日益增長的世俗化、傳統道德的淪喪或對性、性別、醫學倫理和生命終結問題的新觀點表示遺憾的慨嘆。曾幾何時，鑒於政教合一的傳統聯盟，民法是教會宣揚道德觀念的途徑。但是，時過境遷，這種狀況已在世界大部分地區一去不返。教會需要與文化對話，將許多個人及組織性資源帶到文化中去。這正是教宗方濟各所遵循的路線，他呼籲“與社會和民間機構、大學和研究中心、宗教領袖以及所有心懷善意的男女進行真誠的對話，在和平中共建包容、友愛、呵護受造界的社會”[20]。
對於今天的許多人來說，權威來自經驗，而不是來自教義。大眾的聚焦點是個人權利、自決權和人真實的本性。與此同時，教會顯然不能輕易地接受文化中的道德觀念，因為其中的許多成分與福音形成深刻的矛盾。激進的個人主義與天主教對共同利益、人的尊嚴以及重估團體的重要性的堅定承諾形成鮮明對比。對於所有上述問題，教會必須在公共輿論場所發出自己洪亮的聲音。
但教會不可能對所有問題提供現成的答案，她承認世俗現實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參見《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Gaudium et spes, 第36條）。另外，教會需要兼顧信仰的意識（sensus fidei）和信徒的意識（sensus fidelium）。教導的教會（ecclesia docens）和學習的教會（ecclesia discens）之分已不符合現狀，這種將教會二元化的觀點也許始終都有些欠妥[21]。教會不僅要聆聽天主教神學家和學者的意見，還要關注其他教會的聲音。
12 新的大公主義
“新”教會在世界南部的崛起是對大公主義的一個新挑戰。這些福音派、新五旬節派和非洲獨立教會大部分屬於新生教會團體，它們很少舉行聖事或禮儀，大多數不舉行感恩祭。因為相信世界上有眾多的神靈，所以許多教會強調靈性的爭鬥和驅魔。它們大多宣揚“財富的福音”，一般很少問津大公主義或教會有形可見的統一。這些新教會認為，西方的教會學過於西方化，以歐洲為中心，與他們的切身經驗相去甚遠。
教會的傳統教派當然不能對這些新教會視而不見，而是應該與他們建立聯系，發展一種新的、更具包容性的普世教會。這些新教會不太關心以共識聲明為特征的傳統大公主義，而是更注重個人見證，分享在聖神中生活的經驗，以及基於福音價值觀的使命感。教宗方濟各的思想與此頗為接近，他強調一起前行、工作和祈禱。
西方教會和南半球教會之間可以在許多方面互相借鑒[22]。新教會具有強烈的福音使命感和聖神的恩賜，是朝氣蓬勃的團體，但他們需要超越對健康和財富的宣講、學習信仰和理性的相輔相成、尋求與其他教會的合一。西方教會可能與教會的歷史傳統及其社會使命有更多的聯系，但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對其神學思想帶來了巨大沖擊，所以今天需要加強對天主親近的體驗和感知。
福音召喚所有的基督徒彼此共融。羅馬主教是否能成為統一的象征，而且能真正為其服務，而不要求所有教會承認他的法律權力？被大家公認的權威往往比自己要求獲得的權力更勝一籌。團結合一是為了福傳的使命，“為叫世界相信”（若17：21）。基督徒應將彼此視為主內的弟兄姊妹。友情是大公主義的起點。
13 宗教間對話
某些專家和記者們熱衷於談論宗教的消亡，卻對各種沖突的宗教根源視而不見。許多人畏懼現代性帶來的改變，唯恐失去宗教、政治或其他方面的權力和特殊地位，由此產生的各種原教旨主義成為挑起各種爭端的起因，並在全球化時代進一步激化。
在非洲和中東各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一個頻繁引起暴力的問題。歐洲與伊斯蘭教的對話仍處於初期階段，並且在相互關系上存在著強烈分歧。許多人反對的對象並非宗教本身及其實踐，而是許多穆斯林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秩序對良心自由、宗教皈依以及婦女和宗教少數群體的完全平等的藐視。在印度的一些邦區，基督徒和穆斯林均受到迫害。
對教宗方濟各來說，對話始終是一個優先事項。他在2019年3月訪問摩洛哥時強調，“單純的容忍”無法打擊恐怖主義，解決問題的途徑是真誠對話。“在尊重我們的差異的同時，對天主的信仰引導我們承認每個人的個人尊嚴及其不可剝奪的權利”[23]。這個觀點應該得到所有宗教的認同。
14 教會的身份
教會的身份是一個決定性的問題。當今的許多年輕天主教徒並不熟悉教會傳統及教派劃分的協議，或者經常對其不予關注。團體的經驗比機構的身份更重要。非官方聖體聖事的共融並不罕見。有些人談及“雙重身份”。在美國，如果一對夫婦不能獲取天主教會為其舉行“花園婚禮”的許可，他們就會毫無顧忌地尋找聖公會或衛理公會的牧師，而不在乎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在尼日利亞和其他地方，一些天主教徒同時參加自己的堂區活動和五旬節教派的聚會。因此，今天教會的“墻”已不是無法逾越的壁壘，可以超越教派命名界限的本身很可能標志著大公主義下的教會格局已經發生重大變化。
教宗方濟各曾在訪問摩洛哥時警告天主教徒不要擔心信仰的皈依：“傳教的方式[……]不是通過使人改宗，因為改宗總是通往死胡同，更可取的是通過與耶穌和他人相處。因此，問題不在於人數多寡，而在於虛有其表，成為失去福音味道的鹽，不再照耀世界的光——這才是問題所在!（參見瑪5:13-15）”[24]。我們面臨的挑戰是需要始終保持開放和歡迎的態度，同時不失去對我們天主教傳統的恩寵和信念的意識。
15 結語
全球化正在使世界上不同的文化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即使並不總是風平浪靜。作為一個普世教會，天主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種多樣性，它最純樸的魅力在於能夠在創造性的張力中達到同中存異。
馬西莫•法吉利（Massimo Faggioli）認為，教宗方濟各的全球性願景帶來了一個新的視角。教宗認為，教會和世界都處在一個全球性的重新調整過程中，他邀請我們不要從中心向邊緣看，而是從邊緣向中心看，或者更準確地說，采用多中心教會的視角[25]。今天的教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利用她所掌握的許多智慧資源，她的牧者和管理者、學者和神學家、教育機構、社會事工和子民的信仰。為了實現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提出的教會願景：與天主及其所有子民合一的聖事，我們必須繼續增進與其他教會和基督宗教團體的共融合一，努力加深宗教間的相互理解。
2021年12月13日
[1]K. Rahner, «Interpretazione teologica fondamentale del Concilio Vaticano II», in Id., Sollecitudine per la Chiesa. Nuovi saggi VIII, Roma, Paoline, 1982, 345. ↑
[2]參見 T. P. Rausch, Global Catholicism: Profiles and Polarities,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21. ↑
[3]參見T. M. Johnson et Al., «Christianity 2018: More African Christians and Counting Martyrs», i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Research 42 (2018) 23 s. ↑
[4]參見S. Coleman, The Globalisation of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Spreading the Gospel of Prospe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5]見皮尤研究中心，”在美國，基督宗教的衰落正在快速進行中”，2019年10月17日。↑
[6]參見Id., «5 facts about Catholics in Europe», 2018年12月19 日。↑
[7]參見Id., «Global Christianity – A Report on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hristian Population», 19 dicembre 2011. ↑
[8]T. Johnson et Al., «Christianity 2018: More African Christians and Counting Martyrs», cit., 21. ↑
[9]參見S. Poggioli, «Pope Meets US Bishops in Rome Over Sex Abuse», in NPR, 13 settembre 2018. ↑
[10]方濟各，通諭《願禰受讚頌》（LS），第210條。↑
[11]參見 J. Allen, The Future Church: How Ten Trends Are Revolutionizing the Catholic Church, New York, Doubleday, 2009, 432-435. ↑
[12]參閱方濟各：《紀念世界主教會議成立50周年的講話》。另見國際神學委員會，《教會生活和使命中的眾議精神》，2018年3月2日。↑
[13]參見M. Faggioli, «What the Synod of Bishops means for Vatican II… and “Vatican III”», in La Croix International, 2019年10月30日。↑
[14]參見 A. Spadaro – M. López Oropeza, «Quattro criteri per vivere bene il tempo del Sinodo per l’Amazzonia», in Civ. Catt. 2019 IV 69-77. ↑
[15]參見L. Hansen, «Top five takeaways from the Amazon synod», in America, 11 novembre 2019. ↑
[16]Ch. White, «Catholic Reactionary Group Raising Its Profile Ahead of Ama¬zon Synod», in Crux, 25 settembre 2019. 參見 H. Schlumpf, «Head of Liturgy Commission Criticizes Amazon Synod on Social Media», in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5 dicembre 2019. ↑
[17]參見Unhcr – The United Nations Refugee Agency,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8, in www.unhcr.org/5d08d7ee7.pdf ↑
[18]參見T.P.Rausch，”梵二關於聖職：五十年後”，載於《神學院學報》18（2012/3）4-18。↑
[19]參見Boston College Seminar on Priesthood and Ministry, «To Serve the People of God: Renewing the Conversation on Priesthood and Ministry», in Origins 48 (2018) 484-493. ↑
[20]Francesco, Discorso in occasione del convegno «La teologia dopo “Veritatis gaudium”nel contesto del Mediterraneo», Napoli, 2019年6月21日。參見同上，通諭《眾位弟兄》，第211條。↑
[21]參見Commissione teologica internazionale, Il «sensus fidei» nella vita della Chiesa, nn. 4; 43; 67; 72; 74. 參見 T. P. Rausch – R. Dell’Oro (edd.), Pope Francis on the Joy of Love: Theological and Pastoral Reflections on «Amoris Laetitia»,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18. ↑
[22]參見 T. P. Rausch, «A New Ecumenism: Christian Unity in a Global Church», in Theological Studies 78 (2017/3) 596-613. ↑
[23]Francesco, Incontro con il popolo marocchino, le autorità, con la società civile e con il corpo diplomatico, Rabat, 2019年3月30日。參見 I. San Martín, «Pope extols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as a means to combat terrorism», in Crux, 2019年3月30日。↑
[24]Francesco, Incontro con i sacerdoti, i religiosi, i consacrati e il Consiglio ecumenico delle Chiese, Rabat, 31 marzo 2019. 參見D. Castellano Lubov, «In Morocco, Pope Warns Religious to Not Be Discouraged by Being Few, But as “Lamps” to Not Lose Their Light», in Zenit, 2019年3月31日。↑
[25]參見M. Faggioli, Joe Biden and Catholi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London (CT), Bayard, 2021, 71-75 (意文版：Joe Biden e ilcattolicesimonegliStatiUniti, Brescia, Morcelliana – Scholé, 2021). ↑
原載：《公教文明》雜誌 20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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