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修小會的共融園地

仁德啟智

古偉業

北加州往舊金山的途中，風景秀麗，崗巒疊翠，有一座綠瓦飛簷的中式建築就矗立在高速公路旁的山丘上，這裡原是瑪利諾會外方傳教會在西岸的初學院，現在是退休老神父及修士們的安養中心。

目前大約有十八位在此安養的老神父和修士們，他們年輕的時候從此地出發被派遣到世界各地宣教，建立教堂，服務當地人民和社區，有的去了中南美，非洲，大洋洲，以及亜洲，現在屆耆耄之年，行動無法自如，很多人選擇回來安養天年，其中有些神父在台灣服務過四、五十年，他們的閩南語及客家話相當流俐，和他們交談就像在台灣跟本地人聊天一樣。過去廿多年來，聖荷西華人天主教會的教友們感念他們為台灣這塊土地的奉獻，每年農曆春節都會為他們辦春節聯歡會，他們也都很開心。最近我採訪了在台灣服務四十餘年的游仁德神父（Fr. Robert Crawford), 以下就是以他第一人稱口述的故事。

 

我在1934出生在美國新澤西州, 1952年加入瑪利諾會, 經過九年的陶成，1961年被祝聖為 神父。

瑪利諾會原先成立時是以到中國宣教為重點，共產黨佔據大陸以後將外籍教士驅逐出境，台灣就成為我們新的焦點，因此當我被祝聖以後，就隨即被派往台灣。當時台中教區的蔡文興主教是瑪利諾會士，因此許多會士就被分派到中南部鄉間或山區去傳教。

我到台灣以後，先學台語，台語有抑揚頓挫的八聲，同樣的拼音但是如果聲調不同，意思就是南轅北轍。我的母語是英文，英文只有重音因此一開始學習，就常常搞不清楚。我先到台中語言學校，後來到員林待了一年，還好當時的本堂神父Joe Cosgrove 是非常好的輔導，還有好些位優秀的傳教員協助，讓我初到台灣有很好的學習環境。之後就又回到語言學校再次進修八個月。結束後有一個機會被派到霧社半年，去協助Joe Kimmerling 神父，他返美渡安息年。霧社是山地鄉，我不會他們的方言，也不會國語，需要靠傳教員的協助來牧會。如果我一來就先學國語，我很可能就會被派在山地鄕服務。

在霧社服務期間，有一件趣事。當時山區的道路都是很狹窄的土石路，交通很不便利，當時政府也無暇顧及原住民，因此當地居民只好自力救濟，有一個外教人來教堂找我，他想要擴充教堂前的道路，需要錢買炸藥來炸山開路，我就捐了一些錢給他鋪路。做好之後，他被警察抓了，因為他沒有得到當地政府允許做爆破的工作，因此他必須坐牢，入監之前他又來找我，説可以用錢擺平此事，果真他就不用坐牢了。

五零年代到六零年代初期，有美國來的大量救濟物資(Catholic Relief Service) 運來，分送到各個堂區，分發給需要的窮人。因為國民政府剛撤退到台灣不久，百廢待舉，物資缺乏，大多數人生活勉強溫飽，這些救濟物資剛好能夠補足各地的匱乏。由於各地堂區發放救濟品，因此而來教堂慕道的人數急遽增加，各地鄉鎮的教堂也普遍建立，這是天主教會在台灣的蓬勃期。但是這些救濟品的儲存和分配也造成不少教堂的困擾和紛爭，我們會士們大都覺得傳教還是不要有這些救濟物資較好。

六零年代中期，我來到台中沙鹿，這時救濟物資已經減少，台灣社會結構開始改變，原來在教堂附近的鄕民或是選擇去大城市工作，或是開始家庭小企業，和教堂的關係逐漸疏遠淡漠，有些鄉民也許是好奇，也許是疑惑，看到這些外國的神父離開舒適的生活來到異文化及偏鄉傳教，是否還是有其他目的。這些疑慮加上社會變遷降低人們對教會的依賴，信仰天主也遠不如對物質的追求來的有吸引力，即使在這些錯綜複雜的氛圍裡，我們依然一本初衷努力傳教。但是我們發現在台灣傳教比在韓國和菲律賓要困難得多。這些都是1965年我來到台中沙鹿之後所體會到的。

我在沙鹿服務期間，還有一件趣事，當時地方建設經費都沒有著落，有些地方人士就找我們募款，我就用救濟物資中的麵粉換取水泥來修橋鋪路，還因此榮獲當年好人好事的頭銜。今天在台中大肚鄉大道國中前的那條路，還用我的名字命名叫仁德路。

我在1967奉命返美為傳教區募款。那些年美國在越南戰爭如火如荼，國內反戰示威風起雲湧，年輕人嚮往嬉皮式生活、性愛、大麻，搖滾樂、體驗群居生活。這和十年前我們成長的社會氣氛已經完全不同。我就住在舊金山pacific height 會院，離開 Height-Ashbury嬉皮文化中心不遠的地方。

三年後我返台，在台中大雅路聖母聖心會神父（Scheut) 一起工作。當時台灣已經進入工業化社會，許多鄉間的年輕人都往城市移動，瑪利諾會的牧民方式也要跟著走，1973年開始，我到台北在中山北路中央大樓教友中心（Friendship house），有三年的時間為從中南部北上在城市內工作的年輕人服務。後來又到高雄五甲，有五年的時間建立當地的堂區及教友中心，當時南部有九位瑪利諾會神父都在附近，彼此協助支援，合作的很愉快。在這期間曾經親歴1979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的始末，美國在臺協會也來詢問我們實情。瑪利諾會成員多半在中南部鄕間傳教，以台語為主要溝通語言，自然對於鄉土民情更加瞭解，也對台灣民主運動較為同情，瑪利諾會 郭佳信神父（Fr. Ronald J Boccieri）還因此被取消再入境簽證。

1983年我返美度安息年，之後又負責會士海外陶成部門，並且在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擔任初學導師一年。

1986年再度返台，這次是到員林天主堂做本堂神父。當時我看到很多智障人士無處收容，也沒有機會受教育，對家庭及社會都是負擔。我就想到要辦一個慈善的收容機構來收容並且教育他們，於是在員林開辦了第一個聖家啟智中心，開辦時我們沒有專家只有愛心，後來我説服了學習特殊教育的專家Peggy Linz(林嘉瑞)小姐， 以瑪利諾會平信徒傳教士身分，在大村成立了智障人士特殊教育中心。以後我又陸續邀請 Joanna Vanderbilt Laan 和Cynthia Boehm, 來訓練本地人襄助，自此奠定好的基礎。後來我去了埔里5年，其間也創辦了復活啟智中心，2004年在南投竹山服務期間成立了竹山玫瑰啟智中心。這些專門服務智障人士的機構對當地的社區也有很好的社教作用，得到許多鄉民的支持，政府有鑒於此才開始規劃並且投入資源造福鄉民。今年（2015）聖誕節我收到竹山玫瑰啟智中心寄來的賀卡，照片上已經有二十多位智障人士，而且他們也購買了新園區，我很高興當年披荊斬棘開始的慈善工作，現在已經有很好的進展，服務弱勢族群本來就該是福傳的工作。我很喜歡德肋莎姆姆說過的一句話：我們無法做偉大的事，但是可以用偉大的愛去做小事。

1997年我回到台中三民路一段120號瑪利諾會院，協助瑪利諾台灣區會長潘傳真神父（Peter Brain）有兩年的時間。1999 年九月廿一日大地震，我在中部地區目睹許多災害，尤其是南投地區震跨了許多房屋建築，然而我看到有好些教堂絲亳無損，我就想起原來這些建築是瑪利諾會雅問道修士（Albert Staubli) 設計監工蓋出來的，雅修士是瑞士人，自學的建築師，我記得這位修士每次到工地巡視都帶了水瓶，工人攪拌水泥時，他就挖取一勺放入瓶中搖搖，如果沙都沉澱下來，就要工人重做，因此蓋出來的教堂都堅固可靠，可擋強震。

                            山海關古龍頭

2000年我去耶路撒冷朝聖心靈更新，回來之後就到竹山及鹿谷擔任本堂神父，在那段期間看到教會老化，新進的教友非常少，也很擔心將來教會無以為繼。2007年又回到台中會院，2008年南投縣政府頒發榮譽縣民給我，表彰我對地方多年的貢獻，我常跟他們說我是正港進口的台灣人。2010年我再次回到南投以及竹山堂區，直到2012年十二月返美退休，結束我在台灣的傳教工作。傳教士原來都應該在傳教區終老，但是年紀大了，我的身體不好，實在不想連累南投的教友只好回來美國退休。我感謝天主這一生在台灣擔任傳教士，在不同的文化裡經歷許多，擴充我在信仰上的視野，增進我對天主的認識。教宗方濟勉勵傳教士到異地傳福音時要尊重當地的文化，因為天主在我們之先就已經臨在當地。這句話深獲我心。

回來美國已經三年，住在瑪利諾會養老院裡，我實在懷念在台灣的日子。回顧當年，我進入修會時經過九年的陶成才被祝聖為神父，當年同期在修院𥚃的同學有35位，現在大多凋零了。這幾年瑪利諾會每年都只有一位被祝聖為神父，時代雖然變了很多，天主的召教應該都還是一樣的，只是現代的社會有各樣誘惑，家庭𥚃的宗教氣氛也很不一樣，孩子又少，回應天主召叫的年輕人就更少了。我這五十年已經過去，未來五十年真是不知道教會會成為什麼樣子，現在的教宗方濟比較開放也和世代接軌，只是教會太大太廣，要想做大改變也是困難。